目的 探讨卵巢癌患者血清人附睾蛋白4（HE4）、甲胎蛋白、糖类抗原724和糖类抗原125水平的变化及意义。方法 选取河北省唐山市人民医院2016年5月至2019年5月收治的90例卵巢癌患者（卵巢癌组）和92例卵巢良性肿瘤患者（良性肿瘤组），另选取同期体格检查健康者90名为健康对照组。比较3组研究对象和不同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卵巢癌患者血清HE4、甲胎蛋白、糖类抗原724和糖类抗原125水平，比较4项血清肿瘤标志物单独和联合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价值。结果 卵巢癌组血清HE4、甲胎蛋白、糖类抗原724和糖类抗原125水平均高于良性肿瘤组［(190±101) pmol/L比（67±30）pmol/L，(9.6±5.9) μg/L比（5.4±3.4）μg/L，(14.0±10.7)kU/L比（3.2±2.4）kU/L，(158±76)kU/L比（57±34）kU/L］和健康对照组，且良性肿瘤组上述4项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均P<0.05）。卵巢癌患者血清HE4、甲胎蛋白、糖类抗原724和糖类抗原125水平随FIGO分期的增加而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血清HE4、甲胎蛋白、糖类抗原724和糖类抗原125联合检测对卵巢癌患者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性均高于单一检测。结论 卵巢癌患者血清HE4、甲胎蛋白、糖类抗原724和糖类抗原125水平均高于良性肿瘤患者和健康对照人群，卵巢癌患者4项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随FIGO分期的增加而逐渐升高，4项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价值高于各指标单独检测。

目的  分析2020—2021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大肠埃希菌临床分布特征及耐药情况。方法  回顾性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分娩的150例大肠埃希菌阳性产妇。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大肠埃希菌临床分布特征［患者年龄、标本来源、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检出情况］及耐药性进行分析。结果  150例大肠埃希菌阳性产妇中，年龄31~40岁占比最高、为59.3%（89例），其次为21~30岁、占32.0%（48例），41~45岁最少、占8.7%（13例）。150份大肠埃希菌阳性标本中，胎盘子面拭子占比最高、为66.7%（100份），其次为胎盘母面拭子和新生儿咽拭子，分别占55.3%（83份）和52.7%（79份）。共97例（64.7%）产妇存在多部位感染。ESBLs阳性菌株占32.0%（48/150）。ESBLs阳性大肠埃希菌对头孢呋辛、头孢曲松、哌拉西林、环丙沙星、氨苄西林的耐药率较高（耐药率＞80.0%），对头孢替坦、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妥布霉素、美罗培南、亚胺培南、阿米卡星的耐药率较低（耐药率＜10.0%）。结论  本院产妇大肠埃希菌主要来源于胎盘子面拭子、胎盘母面拭子、新生儿咽拭子，且存在多重部位感染。ESBLs阳性检出率较高，对多种抗菌药物均有较高的耐药性。

目的 了解2014—2021年海南省临床标本中常见分离细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变迁，为海南省医疗机构临床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提供依据。方法 按照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技术方案分析参考折点和药物种类，利用WHONET 5.6软件对海南省32家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成员单位上报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2014—2021年海南省临床分离菌株中，革兰阳性菌占首位的为金黄色葡萄球菌，革兰阴性菌占首位的为大肠埃希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率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其对不同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分别为阿米卡星2.1%～22.6%、庆大霉素8.7%～27.6%、红霉素70.6%～84.3%、克林霉素46.3%～60.5%和利福平9.5%～18.5%，分别高于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应的耐药率（阿米卡星0.3%～2.3%、庆大霉素2.9%～6.2%、红霉素33.8%～45.1%、克林霉素16.1%～24.9%和利福平2.8%～6.1%）。耐万古霉素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检出率均呈下降的趋势；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和耐亚胺培南铜绿假单胞菌的检出率均呈现下降的趋势；鲍曼不动杆菌对常规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对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的耐药率增长最快（4.5%～35.0%）；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对常规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较低。结论 2014—2021年海南省细菌谱的分布与国家监测的数据呈现不尽相同的特点，革兰阳性菌占首位的为金黄色葡萄球菌；革兰阴性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均有一定范围的耐药率；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对常规抗菌药物呈现较高的敏感率。

目的 分析血流和尿路感染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患者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血液和尿液标本培养出CRKP的住院患者32例和97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血流和尿路感染CRKP患者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 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深静脉置管、使用抗菌药物（碳青霉烯类、喹诺酮类）和抗真菌药与血流感染CRKP患者死亡相关（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使用抗真菌药是血流感染CRKP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0.010）。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年龄≥65岁、入院时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评分≥15分、广谱抗菌药物使用史、留置尿管、肿瘤史、手术史、糖尿病、高血压病、慢性肾病、使用抗菌药物（碳青霉烯类、喹诺酮类）和抗真菌药与尿路感染CRKP患者死亡相关（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广谱抗菌药物使用史和使用抗真菌药是尿路感染CRKP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43.868、0.039、103.717，95%置信区间：2.014～955.413、0.004～0.350、12.045～893.074，P=0.016、0.004、＜0.001）。结论 使用抗真菌药是血流感染CRKP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年龄≥65岁、广谱抗菌药物使用史和使用抗真菌药是尿路感染CRKP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血清肾上腺髓质素前体(pro-ADM)、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CRP）对未足月胎膜早破合并绒毛膜羊膜炎的早期诊断及病情评估价值。方法 选取2016年1月至2018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收治的孕28～34＋6周的胎膜早破单胎产妇83例为观察组，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分为胎膜早破无绒毛膜羊膜炎组（观察组A，40例）和胎膜早破合并绒毛膜羊膜炎组（观察组B，43例）；选取同期无胎膜早破的健康待产产妇为对照组（30例）。比较3组产妇血清pro-ADM、降钙素原及CRP检测水平，并比较观察组B不同严重程度绒毛膜羊膜炎患者的检测结果差异。观察绒毛膜羊膜炎对母儿结局的影响。结果 观察组A的pro-ADM和CRP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B的pro-ADM、降钙素原、CRP水平均明显高于观察组A和对照组［（1.71±0.52）nmol/L比（0.57±0.18）、（0.22±0.10）nmol/L， （1.07±0.35）μg/L比（0.45±0.22）、（0.41±0.17）μg/L， （14.7±12.6）mg/L比（6.5±1.3）、（3.7±1.6）m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观察组B随绒毛膜羊膜炎病情程度加重，各项检测指标均逐渐增加，Ⅱ级（14例）、Ⅲ级（10例）产妇pro-ADM、降钙素原、CRP水平均明显高于Ⅰ级（19例），Ⅲ级产妇CRP水平明显高于Ⅱ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观察组B产妇产后出血、产褥感染以及新生儿窒息、新生儿感染发生率均明显高于观察组A，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联合检测pro-ADM、降钙素原及CRP可以为未足月胎膜早破合并绒毛膜羊膜炎的早期诊断及感染严重程度的评估提供依据，合并绒毛膜羊膜炎患者的母儿结局不良。

目的 探讨血清N末端B型脑钠肽前体（NT-proBNP）对新生儿窒息所致脑损伤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18年6月至2021年4月于青海省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进行住院治疗的足月窒息新生儿189例，收集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患儿根据窒息程度分为轻度窒息组(129例)和重度窒息组(60例)。选取同期青海省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健康的足月生产新生儿75例为对照组。窒息新生儿于出生第7天行头颅CT检查，依据头颅CT检查结果分为头颅CT阳性与头颅CT阴性。比较各组新生儿出生后1、7、14 d血清NT-proBNP水平变化。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血清NT-proBNP对窒息新生儿脑损伤（头颅CT阳性）的预测能力。结果 出生后1、7、14 d，重度窒息组和轻度窒息组的血清NT-proBNP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重度窒息组头颅CT阳性率高于轻度窒息组［85.0%(51/60)比46.5%（60/1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5.029，P＜0.001）。头颅CT阳性新生儿出生后1、7、14 d的血清NT-proBNP水平均高于头颅CT阴性新生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出生后1、7、14 d的血清NT-proBNP水平预测头颅CT阳性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21(95%置信区间：0.731～0.911)，0.799(95%置信区间：0.706～0.892)及0.634(95%置信区间：0.529～0.739)，其中出生后1 d时的血清NT-proBNP水平预测能力最强。结论 窒息新生儿血清NT-proBNP水平明显升高，其动态变化对新生儿窒息所致脑损伤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目的  探讨沙库巴曲缬沙坦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心肌钙调神经磷酸酶/活化T细胞核因子3（CaN/NFAT3）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  选择16只16周龄雄性SHR完全随机分为模型组（8只)和治疗组（8只)，选择相同周龄的8只血压正常的Wistar-Kyoto大鼠作为对照组。治疗组大鼠给予沙库巴曲缬沙坦65 mg/kg，对照组和模型组大鼠给予等容积0.9%氯化钠溶液，均每天1次灌胃，连续4周。干预4周后，超声心动图检测各组大鼠心脏舒张期室间隔厚度(IVSd)和左心室舒张期后壁厚度(LVPWd)；组织病理学评估心肌细胞形态及心肌纤维化程度；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心肌组织CaN和NFAT3蛋白表达情况。结果  干预后，模型组大鼠IVSd、LVPWd均高于对照组［（2.53±0.35）mm比（1.28±0.14）mm、（2.32±0.29）mm比（1.31±0.12）mm］，而治疗组大鼠IVSd、LVPWd［（2.02±0.15）mm、（1.85±0.14）mm］均低于模型组（均P＜0.01）。模型组心肌细胞横截面积和心肌胶原纤维百分比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治疗组心肌细胞横截面积和心肌胶原纤维百分比均低于模型组(均P＜0.01)。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模型组心肌组织CaN蛋白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治疗组CaN蛋白表达水平低于模型组(均P＜0.01)。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结果显示，模型组CaN蛋白和NFAT3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0.95±0.05）比（0.55±0.05）、（0.84±0.04）比（0.53±0.05）］，而治疗组CaN蛋白和NFAT3蛋白表达水平［（0.65±0.05）、（0.65±0.03）］均低于模型组（均P＜0.01）。结论  沙库巴曲缬沙坦能够减轻SHR心肌纤维化及抑制心肌肥厚，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CaN/NFAT3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 探讨北京地区汉族人群溶质载体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家族1B1（SLCO1B1）与载脂蛋白E（ApoE）基因多态性分布及其临床意义。方法连续入选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住院和门诊患者以及健康检查志愿者8 132例，采用聚合酶链反应荧光探针法检测SLCO1B1（rs2306283：388 A>G，rs4149056：521 T>C）及ApoE（rs429358：388 T>C，rs7412：526 C>T）多态性位点，分析基因多态性分布情况，分别比较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分层人群SLCO1B1与ApoE基因多态性分布、基因型分布及多态性位点突变频率的差异。结果 北京地区汉族人群中共检出SLCO1B1基因8种表型，*5/*5未检测到，*1a/*1a、*1a/*1b、*1b/*1b、*1a/*5、*1a/*15、*1b/*15、*5/*15和*15/*15检出者分别为567例（6.97%）、2 619例（32.21%）、3 241例（39.85%）、3例（0.04%）、473例（5.82%）、1 128例（13.87%）、2例（0.02%）和99例（1.22%）。根据服用他汀类药物后发生横纹肌溶解症或肌病的风险及服用药物的剂量分为正常代谢型、中间代谢型和弱代谢型，占比分别为79.03%（6 427/8 132）、19.72%（1 604/8 132）和1.24%（101/8 132）。北京地区汉族人群中共检出ApoE基因6种不同表型，ε2/ε2、ε2/ε3、ε2/ε4、ε3/ε3、ε3/ε4和ε4/ε4检出者分别为45例（0.55%）、956例（11.76%）、107例（1.32%）、5 616例（69.06%）、1 331例（16.37%）、77例（0.95%）。根据不同基因型发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脑梗死、阿尔茨海默病等的风险及服用他汀类药物的疗效将其分为三大类，ApoE保护类基因型、ApoE大众类基因型和ApoE风险类基因型，占比分别为12.31%（1 001/8 132）、70.38%（5 723/8 132）和17.31%（1 408/8 132）。同时具有ApoE保护类基因型和SLCO1B1正常代谢型患者796例(9.79%)，同时具有ApoE风险类基因型和SLCO1B1弱代谢型患者23例(0.28%)。在男性和女性人群以及年龄≤60岁和>60岁人群中，SLCO1B1均以正常代谢型占比最高，ApoE均以大众类基因型占比最高，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分层人群SLCO1B1和ApoE基因型分布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SLCO1B1及ApoE基因的上述多态性位点突变频率观察值符合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P>0.05），具有群体代表性。结论 本研究具有群体代表性，北京地区汉族人群SLCO1B1和ApoE基因多态性与性别和年龄分层无关，根据基因型及时调整他汀类药物用药方案，有助于实现个体化用药和安全用药。

遗传性骨髓衰竭综合征和部分携带胚系突变基因的患者发展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风险较高且预后差，对这类MDS遗传易感人群需定期进行血常规和骨髓检测，并需特别注意MDS相关染色体和基因的改变。对于携带突变的家庭成员也需进行血液学监测。MDS遗传易感人群在病情发展为恶性髓系血液系统疾病前应积极予以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最佳方法。其中范科尼贫血、舒-戴二氏综合征和先天性角化不良等遗传性骨髓衰竭综合征因对DNA损伤敏感，需选择低剂量和避免辐射的移植策略，GATA2和RUNX1胚系突变虽可采用常规的MDS治疗方法，但GATA2缺乏症患者应考虑免疫抑制导致的严重感染对移植方案的影响。此外，对于未移植和待移植患者应及时予以支持和对症治疗。